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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谈城市圈发展:北上广深不是太大了而是不够大

来源:新媒体信息中心 人气: 发布时间:2018-03-04
摘要:专家谈城市圈发展:北上广深不是太大了而是不够大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带来一系列建议,多管齐下探索新型城市化发展方向北上广深不是太大而是不够大水资......

专家谈城市圈发展:北上广深不是太大了而是不够大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带来一系列建议,多管齐下探索新型城市化发展方向——

北上广深不是太大而是不够大水资源人口承载率可动态调整

羊城晚报特派北京记者王倩吴珊

“大城市病”如何破解?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带来一系列建议,多管齐下探索新型城市化发展方向。

蔡继明王倩摄

蔡继明王倩摄

3月1日,蔡继明接受在线专访时带来了自己作为人大代表的多个建议,曾经担任过三届15年全国政协委员的蔡继明表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后,他会更加注重从法理层面建言献策。

谈农村集体土地

三个建议关注农民土地权益保护

如何使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顺利入市?蔡继明一口气写了三个建议——《关于严格界定公共利益征地范围的建议》《关于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制度的建议》和《关于“增减挂钩”的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的建议》。

蔡继明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已经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文件,但是相关法律始终没有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以致多年来地方政府凡是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涉及占用农村集体土地的,无论是否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一律都采取了征收的方式。“这样就会导致农民土地权益受到严重侵害、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问题。”蔡继明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能等同于公共利益,比如,非公经济的发展、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开发区的建设等等,这些企业和政府的行为都促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不能等同于公共利益的需要。

谈网约车管理

2018年春节网约车为何供不应求

在城市化进程中,快捷便利的城市交通服务是缓解“大城市病”的重要措施,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网约车等新生事物的出现考验着各个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水平。网约车受热捧的一大原因是极大方便了城市居民的出行,然而蔡继明却发现,在很多一线城市,传统出租车的弊病已经出现在网约车上,刚刚过去的2018年春节,网约车供不应求情况尤为严重。

“政府忽视市场决定性作用、过度干预所导致的供需矛盾、就业空间萎缩等现象已初现端倪,原有监管机制中衍生的老问题换了个面孔又卷土重来。”蔡继明发现,2016年7月,交通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各地制定实施细则一年多以来,许可证已炙手可热,但从业者数量却并没有相应增长,出行难、打车难的局面在很多城市重现。

网约车准入门槛不应被人为抬高

针对一些地方制定过于严苛的细则,比如限制驾驶员户籍、制定与安全性能无关的车辆准入条件,仍然是在用特许经营、证照管理等“老套路”管理网约车这种新业态,使网约车行业的健康发展面临严重阻碍。以北京为例,全市外地户籍常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0%,而活跃的网约车驾驶员中具有本地户籍的人数仅有20%,车型符合细则要求的更是不到10%,如此进行限制,必将使绝大多数网约车驾驶员失去就业机会,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不便。

他说:“目前国内网约车的事故死亡率已经比传统出租车降低了40%。但一些城市的实施细则仍强制要求在共享经济参与者的私家车上安装不必要的、与司乘手机端功能重复的固定式车载设备,并要求更改车辆的使用性质,这类要求使参与共享经济的成本大大提高。”

谈城市圈发展

北上广深不是太大了而是不够大

流行的观点认为北上广深这些超大城市都太大了、人太多了。但蔡继明并不同意,他表示,其实北京和上海的辖区范围严格说来不只是一个城市,而是多个城市围绕着中心城市组成的都市圈。而东京都市圈连成片的建成区半径超过50公里,人口规模超过3700万。

“截至2017年底,北京和上海管辖的人口规模分别只有2170.7万和2418.33万人,即使把相邻的一些小城市也纳入都市圈的统计,我国仍然没有一个地方达到东京圈的规模,无论是人口数量、市场一体化和基础设施的连通性都要远落后于东京。”蔡继明说。

水资源的人口承载率可以动态调整

蔡继明认为,即使将水资源作为限制人口总量的天花板,人口增长也并不一定增加用水负担。以北京为例,2015年的人口和GDP分别是2001年的1.6倍和6.2倍,而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用水总量反而从38.9亿立方米下降到38.2亿立方米,其中来自地下水的数量从27.2亿立方米下降到16.7亿立方米。如果北京当前的农业用水量转为用于居民生活用水,可以新增800万人口的容量,更不用说超大城市可以通过再生、节水等手段增加水的供给。

疏散中心城区人口反而加剧拥堵

在传统观念里,认为疏散核心城市的人口是缓解交通拥堵的办法,但蔡继明认为,这反而限制了超大城市的集聚力。“在纽约、东京、伦敦这样的世界一线城市,目前出现的趋势是人们重新回到市中心,”蔡继明说,“原因在于以信息、知识和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需要更多的人口集聚,借助于人口密度来进行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同时,紧凑型的城市发展可以减少人们的通勤距离,反而有利于缓解交通拥堵和减少碳排放。”

蔡继明研究发现,疏散中心城区人口导致的结果,是人们进行互动和知识交换的需求受到抑制,城市活力下降,甚至进一步拉长了人们的通行距离,反而加剧了拥堵问题。

人口增房价高城市应增加土地供应

针对特大超大城市的现状,蔡继明建议,户籍制度改革应在大都市圈范围内实现突破,加快外来人口市民化和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的进程。“人口城市化和向大城市集中的过程将释放巨大的需求,有利于中国经济启动消费”。

研究显示,相比于本地城镇居民,非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人均消费要低16%到20%,这种“户籍制约消费”的效应在一线城市尤其巨大。蔡继明测算,如果户籍制度改革到位,这些消费潜力得到释放,经济增长每年大约可以加快约一个百分点。

蔡继明同时建议,取消在超大城市的行政边界内划定城市建成区边界,以适应超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建设。在人口持续增长和房价高企的城市应增加土地供应,而在住房库存持续居高不下的人口流出地区(特别是三、四线城市),应减少(甚至终止)土地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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